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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b 7, 2009
看不见的鸟儿、无名墓碣和我画的小桑
我看到这篇文,这篇有着长长名字的文。《有些鸟儿我们是永远看不见的》——我的一位邻居老人说,在没有留下汽车轱辘印的地方,会游荡着一些快乐或者哀怨的幽灵。黄昏时分,如果你穿过一座僻静的村落,可能就在某个墙角处于他们撞个正着。你虽然瞪个大眼睛,却丝毫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。倒是那些幽灵会先闪开,说,看啊,这个瞎子,他踩着我了。
这让我想起冯至先生写到的那些碑石和墓碣,奢华的拉丁铭文和雕花盖宇更像是炫耀彼时的荣光,而这般朴净的墓志铭,这样无名的小短句,才更像是山野间小幽灵会青睐和亲近的国王。一个过路人,不知为什么,走到这里就死了。
一切过路人,从这里经过,请给他作个祈祷
我生于波登湖畔,
我死于肚子痛。
我是一个乡村教员,
鞭打了一辈子学童。 -
Feb 5, 2009
Last One Out, Please Turn On The Ligh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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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b 4, 2009
Blogbu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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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b 2, 2009
我那作闹的辽阔故乡
“儿女们曾统计过,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烟斗。”
——丰子恺忆堂,细碎处怀恋最深
我所能拾记起的1039弄,是细碎到了指甲缝里的砖瓦片儿。换作是小说里,弄堂里想是会有个王琦瑶样儿的女孩子,举手里皓腕轻翻,软语间言笑晏晏。也应会有鸽子扑棱起落的声响,会有那么些万物齐鸣中的独眠不醒。会有份安宁。
1039弄要闹腾许多,上海话说来就是“作”许多。“作”,不拘作什么,总是不安分的。弄堂口的幼儿园,我曾经赖在它门口哭闹打滚儿,竟是被我得逞去四平路跟哥哥上一个幼儿园;颔处烟纸店老板的幸运数字是7,每月7号买“大头荔枝”棒冰会加送一根盐水;颈处居委会的主任是我楼上男孩子的外婆,总领我们给杨浦公园后门边的园林局拾落叶子,却没有一次洒的不比拾的多;弄堂尾巴上曾经开过净菜社,火星四溅地孜孜地煨汤或是动静极大地鼓捣铁锅和铲儿;弄堂的尾巴尖尖儿是圮小剃头店,老板娘的女孩名儿音同“将军”,和我玩得极好。我因此沾尽了光,每年在杨浦大剧院主持小学的艺术节,总有她给我梳“叫归复杂”的小辫儿。后来小剃头店旁边立起一个废品回收站,每公斤报纸比拾荒人多付两毛钱。我们把劳技课发的磁铁掺在报纸里卖,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,5个人围在小石凳子边老老实实地写检讨。
我们的玩法也都是“作”的。用树枝搭极诡谲的迷宫,难为那栗底白点的金龟虫;偷各家各户信箱里的广告纸,躲在犄角旮旯口点火煽风。那时候电视台还没有播《灌篮高手》,篮球热非兴未艾,踢足球的男小孩会在白体恤后面用粉笔写罗纳尔多;同班小姑娘家里养着欺负狗的小雏鸡和可作枕头睡的大胖兔儿;下军旗时我常是能化险得赢,溜溜球却永远都玩不顺悠;哥哥和我密谋把家里的门反锁得困,大人只好去居委会借竹梯破窗营救。“纳隔帮小宁,总归作天作地地作”。
我十来岁的时候妈去医院开刀,爸自去陪夜。我那时是个惊慌不安的小孩子,被妈妈那个名字滑稽的“巧克力囊肿”吓得六神无主,不敢自个儿呆在家里,遇事不听劝,总哭。也就是那段光景里我最最爱热闹。歪在双辽支路的叉口看胡阿婆包小馄饨,蜷在杨浦公园看大爷用蘸水的拖把练草书,趴在香提边上的磁带店看大哥哥放听不懂的外文歌。前两者是我上了高中仍会偷偷跑去看的,后者让我在一片茫然中认知道了英伦摇滚和绿洲。
小学四年级时我们这群玩伴中有一个搬去凤城六村,另一个搬去图门路。去图门路的那个待我极好,搬家前摹着故事书里要好小姊妹的样子送我一本书。书是插图版的《小王子》,衬页写着“第五颗行星是所有行星中最小的一个,小到只能容下一盏街灯和一个点灯人”。公兴搬场车来的时候我去买酒酿饼和白雪酸奶,回来见他家搬空了奔着去找。隔壁阿婆劝我说“吾趟滴总归旁得着额”,我不听,一路哭。终究是没有再碰到。
小学五年级时学校让我们班试点学业余电台,也就是莫尔斯电码。我夜夜混迹于纵横交错的发报声里,时至今日只记得SOS的求救电码是“嘀嘀嘀哒哒哒嘀嘀嘀”。那时节我总在弄堂腹地的小花园出没,我知道有人用小刀在松树坛左边的木牌上刻了“岸花飞送客,樯燕语留人”,也知道冬天折梅花枝条浸在养虾的水里,虾可以多活上一个月旬;知道哪家的电视机对着窗户又搁得高高,踮起脚尖儿就能看到电视里放的小鹿纯子和《成长的烦恼》。我知道小花园一切沉甸甸的小心事和活泼泼的小秘密。
但我不是它的主宰。它不争宠,不对峙,不吟咏,不歌唱,不拘被冷落,不怕被遗忘。它像1039弄的每一处细碎和作闹一般,唤起我辽阔无比的心情。于是我把《消逝的钟声》送给北上的墨墨看:“人的故乡,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,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,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;这心情一经唤起,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。”
“冬天,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,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。坐在太阳旁边吃冬舂米饭,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赏。廊下晒着一堆芋头,屋角藏着两瓮新米酒,菜厨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。星期六的晚上,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,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,煨白果,直到北斗星转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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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b 2, 2009
我那作闹的辽阔故乡
“儿女们曾统计过,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烟斗。”
——丰子恺忆堂,细碎处怀恋最深
我所能拾记起的1039弄,是细碎到了指甲缝里的砖瓦片儿。换作是小说里,弄堂里想是会有个王琦瑶样儿的女孩子,举手里皓腕轻翻,软语间言笑晏晏。也应会有鸽子扑棱起落的声响,会有那么些万物齐鸣中的独眠不醒。会有份安宁。
1039弄要闹腾许多,上海话说来就是“作”许多。“作”,不拘作什么,总是不安分的。弄堂口的幼儿园,我曾经赖在它门口哭闹打滚儿,竟是被我得逞去四平路跟哥哥上一个幼儿园;颔处烟纸店老板的幸运数字是7,每月7号买“大头荔枝”棒冰会加送一根盐水;颈处居委会的主任是我楼上男孩子的外婆,总领我们给杨浦公园后门边的园林局拾落叶子,却没有一次洒的不比拾的多;弄堂尾巴上曾经开过净菜社,火星四溅地孜孜地煨汤或是动静极大地鼓捣铁锅和铲儿;弄堂的尾巴尖尖儿是圮小剃头店,老板娘的女孩名儿音同“将军”,和我玩得极好。我因此沾尽了光,每年在杨浦大剧院主持小学的艺术节,总有她给我梳“叫归复杂”的小辫儿。后来小剃头店旁边立起一个废品回收站,每公斤报纸比拾荒人多付两毛钱。我们把劳技课发的磁铁掺在报纸里卖,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,5个人围在小石凳子边老老实实地写检讨。
我们的玩法也都是“作”的。用树枝搭极诡谲的迷宫,难为那栗底白点的金龟虫;偷各家各户信箱里的广告纸,躲在犄角旮旯口点火煽风。那时候电视台还没有播《灌篮高手》,篮球热非兴未艾,踢足球的男小孩会在白体恤后面用粉笔写罗纳尔多;同班小姑娘家里养着欺负狗的小雏鸡和可作枕头睡的大胖兔儿;下军旗时我常是能化险得赢,溜溜球却永远都玩不顺悠;哥哥和我密谋把家里的门反锁得困,大人只好去居委会借竹梯破窗营救。“纳隔帮小宁,总归作天作地地作”。
我十来岁的时候妈去医院开刀,爸自去陪夜。我那时是个惊慌不安的小孩子,被妈妈那个名字滑稽的“巧克力囊肿”吓得六神无主,不敢自个儿呆在家里,遇事不听劝,总哭。也就是那段光景里我最最爱热闹。歪在双辽支路的叉口看胡阿婆包小馄饨,蜷在杨浦公园看大爷用蘸水的拖把练草书,趴在香提边上的磁带店看大哥哥放听不懂的外文歌。前两者是我上了高中仍会偷偷跑去看的,后者让我在一片茫然中认知道了英伦摇滚和绿洲。
小学四年级时我们这群玩伴中有一个搬去凤城六村,另一个搬去图门路。去图门路的那个待我极好,搬家前摹着故事书里要好小姊妹的样子送我一本书。书是插图版的《小王子》,衬页写着“第五颗行星是所有行星中最小的一个,小到只能容下一盏街灯和一个点灯人”。公兴搬场车来的时候我去买酒酿饼和白雪酸奶,回来见他家搬空了奔着去找。隔壁阿婆劝我说“吾趟滴总归旁得着额”,我不听,一路哭。终究是没有再碰到。
小学五年级时学校让我们班试点学业余电台,也就是莫尔斯电码。我夜夜混迹于纵横交错的发报声里,时至今日只记得SOS的求救电码是“嘀嘀嘀哒哒哒嘀嘀嘀”。那时节我总在弄堂腹地的小花园出没,我知道有人用小刀在松树坛左边的木牌上刻了“岸花飞送客,樯燕语留人”,也知道冬天折梅花枝条浸在养虾的水里,虾可以多活上一个月旬;知道哪家的电视机对着窗户又搁得高高,踮起脚尖儿就能看到电视里放的小鹿纯子和《成长的烦恼》。我知道小花园一切沉甸甸的小心事和活泼泼的小秘密。
但我不是它的主宰。它不争宠,不对峙,不吟咏,不歌唱,不拘被冷落,不怕被遗忘。它像1039弄的每一处细碎和作闹一般,唤起我辽阔无比的心情。于是我把《消逝的钟声》送给北上的墨墨看:“人的故乡,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,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,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;这心情一经唤起,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。”
“冬天,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,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。坐在太阳旁边吃冬舂米饭,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赏。廊下晒着一堆芋头,屋角藏着两瓮新米酒,菜厨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。星期六的晚上,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,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,煨白果,直到北斗星转向。”











